美国地方立法者集体反对冻结AI监管权限：一场关于技术与治理权的正面交锋

2025年6月3日，一封带有超过200位议员签名的联名信递交到了美国国会，涉及45个州的议员联合反对联邦政府拟议的“AI监管冻结条款”。

这一条款属于国会审议中的“税收与预算和解法案”，其内容规定将冻结美国州和地方政府未来十年在AI或自动化决策领域的立法权。

有意思的是，这一信函的联署议员横跨两党，凸显了AI治理在美国超越党派纷争的共识。

州议员们纷纷明确表示，这一做法将严重削弱地方政府应对AI带来的社会风险和政策挑战的能力，甚至可能推翻州一级已有的相关法律。

在过去两年中，美国各州都陆续出台了AI相关的法案，涵盖了消费者保护、政府采购、医疗安全和艺术创作者权益等领域。

例如，伊利诺伊州的AI视频面试法规、加州的AI算法透明化措施、科罗拉多州的数据隐私保护，以及德克萨斯州对AI使用的严格透明度和责任机制等。

这封信函特别指出，AI技术的实际社会影响已经囊括年轻人、老年人，涉及许多劳动者和创作者在AI技术冲击下的生存困境。毕竟这些不是未来的抽象风险，而是地方政府每天要面对的具体挑战。

这种实际存在的压力也是他们决定共同反对冻结AI监管权限的根本原因。

美国暂停AI立法反对信

信函的签署方认为，这项联邦优先权条款将严重削弱各州正在进行的人工智能影响应对工作。

他们强调，各州作为美国民主政策的实验场，应该有自己的灵活性，并对本地的社会负直接责任。信函明确敦促国会拒绝该前置条款，并呼吁与各州合作，共同制定而非废除深思熟虑的人工智能政策解决方案。

州议员们在信中明确表达了对这种“一刀切”做法的深度担忧。他们认为，联邦政府的这一举措将严重削弱地方政府应对AI快速演进所带来社会风险和政策挑战的能力。

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冻结不仅会阻止新法规的制定，还可能推翻已经实施的地方性AI法律。

信中详细列举了各州已经通过的AI相关立法成果，这些法律涵盖了多个关键领域，包括：

• 增加消费者透明度的规则；

• 对政府采购新技术的程序约束；

• 对AI在医疗系统中使用的安全保障；

• 对创作者、艺术家的作品被AI滥用所实施的保护。

这些地方立法已开始回应真实社会需求，但如果前置条款通过，现有法律可能被推翻，今后更无法制定新法规。

美国地方与联邦政府在AI治理权力分配上出现冲突，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议题，而是美国社会治理由来已久的难题。

美国联邦政府希望通过集中监管来避免规则碎片化，确保全国范围内的政策一致性。的确，这样的方式对于跨州运营的AI企业时是利好的。但是，由于州政府长期以来强调自身作为"民主实验室"的历史角色，认为需要保持政策自由度来应对地方特色的挑战，双方的博弈长期存在。

类似的争议也在隐私保护、自动驾驶、算法歧视、内容生成等议题上反复出现。每一次争议都将进一步定义联邦制度在数字时代的权力边界。

从州议员们的立场出发，新兴技术对社区生活的具体影响是他们每天都要在日常工作中面临的实际工作：年轻人面临AI生成内容带来的新型在线威胁，老年人成为AI驱动诈骗的主要目标，而工人和创作者则面临在AI集成经济中的新挑战。

而美国国会过去十年在隐私与数字治理方面的"长期缺位"，导致地方政府在实际社会治理层面面临困难。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联邦政府突然要求实施“冻结”，很容易被地方议员视为无视地方努力的行为。这也揭示了美国在AI治理方面可能不会采用“先立中央法、再全国统一”的传统模式，而是正在走向“先由州分头实践，再反馈影响联邦立法”的反向协调路径。

可以看到，该信函的收件方是美国众议院和美国参议院 。其签署方是一批来自美国各地众多州的州级官员，包括州众议员、州参议员、州议会成员和州代表 。

这种广泛且跨党派的代表性凸显了州层面对于联邦在人工智能监管领域过度干预的普遍担忧。

他们的集体行动表明了一种共同矛盾，在如今，美国的州立法机构可能普遍认为其在关键政策领域的作用正在被削弱，其核心目标是要反对联邦的人工智能优先权。

值得注意的是，“十年冻结”这个时间期限在人工智能这种快速发展的技术背景下，是一个有点离谱的设定。如今的产业在一年时间内就会翻天覆地，何况十年。

州层面是很难允许这种监管真空期存在的，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目前已经出现了将在AI监管上“长期缺乏行动”的苗头。

这种拟议的联邦优先权凸显了经典的联邦制困境：如何监管一项跨越州界且快速发展的技术。这种情况迫使人们在较慢的、适应性较差的国家政策与更分散、但更灵活的州层面方法之间做出选择，就和此前的隐私权情况一样，备受美国立法界争议。

值得注意的事，这封信函在措辞上也很考究，它指出：“我们欢迎国会对人工智能政策的关注，并随时准备与联邦立法者合作，共同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反对信函并没有把话说死，依然表现了合作的愿望，但前提是给予州立法者更多的权限。

这是一种战略举措。政府也需要考虑如果两方继续僵持，产业将要面临的压力，例如，AI企业就将在一定时期内面临复杂的分布式合规压力。在美国，如今有许多领域的法案都面临一种“统一立法尚未成形，碎片化治理已经形成”的状态。

这种治理环境的变化则要求企业重新思考合规策略。传统的联邦游说可能不再足够，企业需要与州和地方政府建立更密切的对话机制，理解不同层级政府的关切，并在产品设计和部署中考虑多元化的合规要求。

但对于观察全球AI治理趋势的人士而言，这封信也提供了一个重要得窗口：去中心化的技术，可能更适合去中心化的治理结构。如何让技术治理跟上技术变革的步伐？答案可能就在于承认复杂性、拥抱多元化，并在持续的协商与调适中前进。

从全球范围来看，人工智能法律和政策的制定目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方法 。世界各国都在设计和实施与其自身发展速度和人工智能技术多样性相适应的治理立法和政策 。

有的是国家战略先行，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中国、日本、新加坡、韩国等都发布了各自的国家AI战略 ；有的采用了风险导向的方法，例如欧盟的《人工智能法》就以风险为基础，分级对高风险系统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智利立法草案也遵循了这种方法 。

还有的国家是推动特定用例或行业关注。例如新加坡就专门为金融部门制定了人工智能治理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