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正式废除拜登人工智能扩散规则:背景、动机与影响

2025年5月,特朗普政府正式废除了拜登时期制定的《人工智能扩散规则》(AI Diffusion Rule),这一决定标志着美国对华科技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调整。以为是对华技术限制的缓和信号吗?实际上,是美国科技遏制战略的转型而非终结。
本文将深入分析美国废除AI扩散规则的背景、动机与影响,探讨中美科技博弈的本质与未来走向。
一、从拜登到特朗普:美国AI出口管制政策的演变
拜登政府的"扩散控制"战略
自2022年以来,拜登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不断强化对中国获取高端芯片和AI技术的限制。2022年10月,美国率先出台限制先进芯片和芯片制造设备对华出口的措施,其后又陆续进行了多次升级。
拜登政府限制政策的核心逻辑是:通过控制包括AI芯片在内的关键技术出口,延缓中国在人工智能和军事领域的发展进程,维持美国的技术领先优势。
2023年10月,美国进一步扩大限制范围,将更多类型的AI芯片纳入管控,并要求企业详细报告对华出货情况。
此外,拜登政府还限制中国企业使用美国云计算平台进行高端算力训练,要求云服务商向政府申报对华提供基于高级AI芯片的算力服务的情况。
2025年1月,在拜登政府即将卸任之际,美国商务部推出了《人工智能扩散规则》,这是对先前政策的进一步系统化和全球化。
该规则尝试构建一套按国家信任等级进行分级控制的全球AI扩散管理制度,将全球市场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级包括17个国家和地区(主要是美国的核心盟友),可无限制接收芯片;第二级包括约120个国家,受芯片数量上限限制;第三级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关注国家",被禁止获取这些芯片。
这种分级控制不仅涉及AI芯片,还涉及部分大模型权重的出口,将国家安全与技术治理绑定,使AI成为国际地缘政治的新博弈点。
特朗普政府的"精准管控"替代方案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迅速评估《AI扩散规则》带来的产业反弹与执行难题,于2025年5月13日正式宣布废除该规则。
美国商务部负责工业和安全的副部长杰弗里·凯斯勒 (Jeffery Kessler) 指示 BIS 执法官员不要执行拜登政府的人工智能扩散规则,并指出: “特朗普政府将与世界各地值得信赖的国家共同推行一项大胆、包容的美国人工智能技术战略,同时确保该技术不落入我们的对手之手。与此同时,我们反对拜登政府将其自身错误且适得其反的人工智能政策强加于美国人民。”
此外,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今日宣布加强对海外人工智能芯片出口管制的举措,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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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指导意见,指出在全球任何地方使用华为昇腾芯片均违反美国出口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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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指导意见,警告公众允许使用美国人工智能芯片训练和推理中国人工智能模型的潜在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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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美国企业发布如何保护供应链免受转移策略侵害的指导意见。

细究其政策内核,新方案实际上强调两个方面:一是放弃形式主义的全球配额体系,转向对中国实施更聚焦的出口禁令;
二是结合盟友网络推广美方芯片和模型标准,在保护技术优势的同时确保产业竞争力。
特朗普政府不仅没有放松对中国的芯片限制,反而在4月份进一步收紧了对华管控,将中国特供版AI芯片也纳入了许可证要求范围,导致英伟达预计将因此产生高达55亿美元的库存成本。
此外,新政策还强化了对华为昇腾系列AI芯片的禁用令,并向全球释放使用这些芯片的合规风险警告。
二、废除AI扩散规则的多重动因
拜登政府的《AI扩散规则》曾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割裂的回应,一部分是来自科技行业的批评。
企业界担忧,全球性的限制会抑制创新,损害美国公司的竞争力,并可能促使其他国家转向中国技术。特朗普政府废除该规则部分反映了对这些商业利益的回应。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商务部发言人称拜登的AI规则"过于复杂,过于官僚化,会阻碍美国创新"。这表明特朗普政府希望在维护国家安全与促进商业利益之间找到更平衡的点。
事实上,在特朗普废除该规则的消息传出后,英伟达股价上涨,反映了市场对这一决定的积极反应。
特朗普政府倾向于采用双边谈判而非多边框架的方式也体现在处理贸易问题上。
废除分级系统转而采用直接谈判的方式,符合特朗普政府的一贯风格。这种方法为美国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可以根据不同国家的情况和与美国关系的亲疏程度,量身定制管控措施。
可以说,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调整反映了战略焦点的重新定位:从广泛的全球管控转向更精准的针对中国的限制。通过放松对大多数国家的管控,美国可以集中资源和注意力阻止中国获取最尖端技术,同时培养更广泛的盟友网络。
这一战略转变也表明美国认识到,单边限制和广泛的全球管控可能使美国企业处于不利地位,甚至推动其他国家之间彼此加强合作,因此试图通过更具针对性的措施,在限制他国发展与保持美国企业竞争力之间取得平衡。

此前,智幻时刻此前在研究中回顾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概念何以发展至此。美国的AI技术出口控制表面上以国家安全为由,但实质上代表着一种战略性的概念重构。
美国正在重新定义"国家安全"的内涵,将技术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和经济竞争力纳入国家安全的范畴,从而为其维护技术霸权的核心利益诉求提供合法化依据。
这种重构体现在拜登政府将AI芯片、云计算服务、算力集群纳入《出口管制改革法》(ECRA)监管框架的做法中,特朗普政府则更进一步将AI能力明确定义为决定国家安全的核心资产。通过这种概念转换,美国实现了将商业竞争转变为安全问题的战略目标,使其能够动用国家安全机制来保障其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主导地位。
表面上,美国担忧先进AI技术可能增强中国的能力,尤其是通过军民融合发展途径。但深层次看,其真正关切在于维护美国在全球技术创新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和芯片巨头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主导权。
这清晰地表明,无论是拜登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维持美国在AI领域的领先优势才是其政策的核心目标。
除了直接的安全关切外,中美关系也涉及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问题。美国试图通过与日本、荷兰等盟友合作,构建一个排除中国的半导体供应链网络。在2024年底和2025年初,日本和荷兰相继出台了与美国相配套的出口管制措施。
然而,这种策略也面临挑战。随着中国加大对半导体产业的投入,美国企业可能失去重要的市场份额。据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估计,在中美半导体贸易完全脱钩的最坏情况下,美国公司将面临每年830亿美元的销售额损失和12.4万个就业岗位流失。
考虑到这种潜在的经济损失,特朗普政府对拜登时期严格的全球分级限制政策进行调整也就不足为奇,其政策转向更强调在维护国家安全与保障商业利益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
三、中美科技政策的差异
中美在AI监管制度设计上存在显著差异。美国以规则立法、司法问责、企业合规为中心构建"防扩散"机制,而中国则采取以行政管控、创新激励和政策定向引导相结合的"促发展"机制。
两者间的制度落差,不仅体现在政策目标,也反映在对风险认知和全球技术秩序设想上的不同。
美国政策制定者面临一个核心两难:一方面,严格的限制可能有助于短期内阻止中国获取先进技术;另一方面,这些限制也可能抑制美国企业的创新活力,甚至激励中国加速自主研发。
这一两难在AI领域尤为突出。AI技术的发展依赖于广泛的数据、人才和计算资源,过度的限制可能阻碍全球科技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
一些业内领袖,如OpenAI CEO山姆·奥特曼曾表示,应以促进技术广泛传播而非阻断为导向,同时设置必要的"护栏"以规避风险。
面对美国不断升级的限制,中国加快了相关法规完善和自主创新的步伐。在出口管制法规方面,中国商务部联合科技部等部门正修订《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以适应国际形势变化、促进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2024年底启动的修订工作将AI相关算法、模型训练工具等纳入可限制范畴,标志着中国从防御性应对转向体系化管理,旨在构建更系统、更全面的技术贸易监管体系。
在技术安全保障方面,中国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如《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旨在构建与西方不同的数字治理体系。
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保障国家数据主权,也为中国企业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提供了法律保障。
在美国限制的背景下,中国加速了自主创新的步伐。北京市2023-2025年AI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到2025年北京市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基本实现自主可控",并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该规划强调"国产AI芯片和深度学习框架等基础软硬件市场占比显著提升,算力芯片等基本实现自主可控"。
地方政府在自主创新战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除北京外,广东、上海等地分别提出建立国产算力试验区。
中国也正在通过多种方式重构半导体和AI产业链。一方面,加大对国内企业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积极寻求与其它友好国家的技术合作,构建更加多元化的国际技术合作网络;同时也在推进与中东、东南亚、拉美等非美技术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如字节跳动、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正在加速采用国产AI芯片开发大模型和AI应用。
除芯片外,中国对大模型的管理也采取了不同路径:2023年起对大模型实施备案制管理,但并未对模型参数输出进行国际性限制,反而鼓励开放共享与产业落地(如百度文心、阿里通义),这也成为中美技术治理的关键分野之一。
四、全球技术治理格局的重塑
美国对华技术限制和中国自主创新的双向推动,共同加速了全球技术民族主义的兴起。各国越来越将技术视为国家安全和竞争力的核心,加大对关键技术的控制和扶持力度。
面对美国主导的技术出口管制体系,更多国家开始寻求独立自主的技术政策。这可能导致全球技术治理体系从美国主导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一些处于"中间地带"的国家,如印度、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可能在中美之间寻求更大的战略自主空间。
随着AI技术的深入发展,全球科技博弈已经从单纯的芯片领域扩展到"芯片、模型、制度"三个维度。这种三维博弈使得全球AI治理变得更加复杂。
可以预见,未来全球AI治理将更多呈现出双轨并行:一方面,以美国为中心的"技术联盟"强化合规门槛,塑造安全导向治理体系;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则强化自主发展,构建以使用权为核心的AI生态。
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科技合作与竞争的范式正在发生变化。战略性技术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二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领域,科技合作仍然必不可少。这种复杂性要求各国探索科技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新模式。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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