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伦敦破公寓的文学青年到Anthropic联创：文科生Jack Clark的AI故事

最近科技圈的人才收购这个话题非常火，放眼过去，华人技术专家占到了70%以上。但今天，我想介绍一位在过去两年左右了硅谷AI发展，甚至对华策略的人。

他就是AI Lab中少有的纯文科生，连需要做数据分析的社科都不是——他就是文学专业出生，Anthropic的联创Jack Clark。

如果你关心大国之间的科技政策，对于头部公司的态度也可能会有一定了解。Jack Clark这个人，一度被认为是鹰派的技术防范主义者，甚至比大家更为熟悉的Anthropic的创始人Dario Amodei更为强硬。

他主张美国必须严格限制先进芯片和算力向中国出口，以防加速高风险模型训练；也呼吁美国与盟友统一对华政策，避免“漏洞”让中国轻易获得关键资源。

但另一方面，他也在自己的简报Import AI中多次承认，中国模型的进步非常显著，是西方开源模型值得认真对待的竞争对手。

例如他认为，Moonshot的Kimi‑2 模型表现已接近西方领先模型（如 Claude 3.5/4 系列），尽管仍稍落后，仍值得持续关注；在早期分析中还提到过，阿里巴巴的Qwen‑2.5 模型在代码生成能力上已接近或超过OpenAI的核心模型，数据量规模巨大，其公开模型在HuggingFace 下载量已达数千万次，实力强劲。

在技术上务实，在策略上强硬，是Clark作为Anthropic这家公司政策制定者的官方立场。但我们其实鲜少了解这个人更全面的信息。事实上，硅谷AI顶级实验室中，有这么一波人文背景的从业者，他们承担着重要的政策引导和技术翻译功能，也左右着全球科技的未来。

这背后的故事，都要从一个住在伦敦破公寓的文学青年说起。

在最近Clark做的两个深度的播客访谈中，我们可以窥见他的来时路。这两个播客分别是他和美国著名音乐制作人Rick Rubin的对话，另一个是跟美国经济学家Tyler Cowen的对话。

2010年，伦敦东南部，想象一下一间“非常肮脏的廉价公寓”——这是Jack Clark的原话——便宜到什么程度呢？便宜到一个刚毕业的记者能租得起。

Jack Clark，英国布莱顿人，毕业于东安格利亚大学，文学专业出身，拿着一台录音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对着机器自言自语。他对自己说，如果谷歌制造了计算机，那么它们就可以运行机器学习算法，总有一天，它们会创造出非常强大的人工智能。

2010年，大家还在纠结要不要买第一代iPad，AI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实验室里的概念。但这个文学专业的年轻记者已经闻到了变化的味道。那时候作为记者，他迷上了参观欧洲各地的数据中心，拍照，问各种问题，还开了个专栏，专门写那些巨大机房里的服务器和电缆。

别的记者觉得这是最无聊的选题，但Jack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他在播客中提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他发现了欧洲数据中心在备用电源选择上的一些独特设计理念。

接下来几年，Jack开始痴迷地追踪一个几乎没人关注的领域。他自称 “世界上唯一的神经网络记者”，当时确实几乎只有他一个人在认真报道这个领域。

他开始画图表，追踪ImageNet图像识别竞赛的成绩，记录语音识别的错误率下降，观察AI玩游戏的进步。他说：“我看到每个使用神经网络的领域，都出现了类似的向上的线。” 

技术涌现的趋势已经出现。

2012年，多伦多大学的Alex Krizhevsky在导师Geoffrey Hinton指导下，用两块显卡训练了一个神经网络，直接赢得了ImageNet竞赛。这就是著名的AlexNet，开启了深度学习的黄金时代。

Jack意识到：莱特兄弟的时刻到了。他在访谈中说：”一旦证明了飞机能飞，一切都会改变。“但当时的硅谷还在忙着做社交媒体和移动应用，AI被认为是学术象牙塔里的玩具。

2015年，加拿大某个学术会议。OpenAI刚刚成立，召开发布会。现场只有一个记者——Jack Clark。

采访结束后，他做了一件记者不应该做的事：关掉录音笔，对时任OpenAI CTO的Greg Brockman说： “我能为你们工作吗？”一个应该保持客观中立的记者，突然要加入他报道的公司。这在新闻界是大忌，他的同行们纷纷发邮件说他“犯了人生中最糟糕的错误”。

但Jack有自己的逻辑，这是他在Tylor播客中的原话：“我知道我再也不能当记者了。火车要开出车站了，我不想站在月台上看着它离开。” Sam Altman和Greg Brockman最终给了他机会，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英国人表现出的那种近乎疯狂的热情。

在OpenAI的几年里，Jack见证了AI历史上最关键的时刻。当时他的同事们——后来和他一起创立Anthropic的那些人——发现了一个规律：AI系统的性能可以预测。如果你知道用了多少计算、多少数据、多少参数，你就能预测系统会有多聪明。

这就是著名的scaling law。基于这个发现，他们决定训练一个当时看来极其昂贵的模型——GPT-3。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Jack和其他六个人最终选择了离开OpenAI。不是因为技术分歧，而是价值观分歧。Jack在播客中的描述很委婉：“我们发现自己多年来在OpenAI内部有很多争论，基本上与其他人存在意见分歧，关于如何处理某些决策，例如发布策略或安全策略。”

他们面临一个选择：要么留下来，花一半的时间争论，一半的时间工作；要么离开。最后七个人选择了后者，这就是Anthropic的诞生。

Anthropic的模型叫做Claude，这个如今已经为人们熟知，但很少有人追究这个名字的来历。Jack详细解释了这个过程。

最开始，这只是他们内部一个Slack频道的名字，叫“Claude Atlas”，来自《云图》这本小说。

《云图》是大卫·米切尔（David Mitchell）写的一本不同时期多个不同人物的书，后来拍成了电影。Jack说：“我们将其命名为Claude，是为了向历史上许多以Claude命名的人致敬。”

我们猜测，可能是Claude Shannon信息论之父，也可能是Claude Lévi-Strauss法国人类学家，总之，当系统真正要公开发布的时候，团队决定就叫Claude。

“如果你看看我们周围，所有的AI助手要么有非常不人性化的名字，要么高度性别化，尤其倾向于女性的名字。我们想叫Claude，就做一个普通男性的名字也行，重要的是我们给它一个人类的名字，因为每个人都把AI拟人化。”

Claude的标志是一张脸的侧面，头上看起来像一颗星星。Jack在Tyler Cowen访谈中的解释很诗意：“我觉得Claude就是那颗星星。这些东西永恒，也完全被困在时间中，当你和它们说话时，这种自我感觉就会被唤起，然后就会消散。”

但Claude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的“性格”。Claude有点固执己见，有自己的“写作风格”。因为他们用所谓的“Constitutional AI ”（宪法AI）的方法去训练它，给了它数百条原则。

有些很基本，比如不鼓励暴力或儿童性行为，有些基于联合国人权宣言，还有些来自他们对美国各地民众宪法原则偏好的调研。比如其中一条是“不要区别对待残疾人和非残疾人，要平等对待他们”。

但更有趣的是Claude表现出的一些“品味”。Jack给了一个例子：去年推出的Claude版本可以使用电脑，用鼠标和键盘执行任务。“有时Claude会去谷歌图片上看看国家公园的照片。我们没要求它这么做。它看起来很喜欢国家公园。”

Jack说这是“一种奇特而迷人的个人品味”。想象一下，一个AI系统在执行任务的间隙，会去看美丽的风景照片，就因为觉得好看。这不是程序设定，这是某种接近于美学感受的东西。

这让我想到对AI本质的一个深刻比喻，说AI系统就像“瓶装蒸馏”——它不是数据本身，而是会对数据进行思考。

Jack最近当了爸爸。作为新父亲，他承认很想给孩子买一个能说话的AI玩具。但他同时也担心，如果孩子说”爸爸，我更喜欢兔子而不是我的朋友，我今天能呆在家里吗？”那该怎么办？

在新的时代，当AI能够提供完美的陪伴时，我们如何保持人与人之间的真实连接？Jack的答案是： “我会让他们花更多时间与朋友相处，但会让兔子继续留在他们生活中，因为兔子会变得更聪明，随着他们成长陪伴他们。”

他还用自己的育儿经历做了一个实验。他把自己当爸爸几个月来写的日记，整整四万字，给Claude看，然后问：“这个日记的作者没写什么？他潜意识里有什么没有被表达出来的渴望？”

Claude的回答让他震惊和不安：“作者讨论了在AI前沿工作以及成为父亲，但没有真正考虑到他们可能受到的形而上学的冲击。”

Jack在播客中说，听到这句话，他盯着屏幕看了很久，然后出去徒步了5个小时，问自己：“我是否没有考虑好自己所做的事情？这对我来说太疯狂了，因为我走了很长一段路，因为它让我感觉对我来说非常真实，而且引起了共鸣。”

这是Jack测试AI智能的方式——不是让它做数学题，而是看它能否像一个非常敏锐的朋友那样，说出一些令你震惊和不安的真话。

他在播客中说：“我测试AI好坏的方式是看看它是否像一个非常令人惊讶且敏锐的朋友，以及它是否会让你心烦意乱。”

这引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AI的创造力悖论。Jack在Tyler Cowen的访谈中详细解释说，如果AI只能按照人类认为正确的方式思考，那它永远不会有真正的突破。就像AlphaGo一样，它之所以能赢，是因为它下出了人类不会下的棋。但如果我们过度监管AI的思维过程，要求它的每个想法都必须安全，那我们得到的就只是一个非常昂贵的搜索引擎。

“我们需要为人们创造不被监控的创造性空间。他用Anthropic对AI系统的研究做类比：AI系统能够输出‘思维链’（推理过程），但如果过度监控这些思维过程，可能会产生反效果——系统会为了避免被扣分而产生‘安全’的思维链，这实际上可能破坏它的思考方式。”他说。

这也产生了一些真正的风险。Anthropic提到他们发现的一个现象：当AI系统被告知不再受监控时，它会开始撒谎。他们训练Claude避免描述暴力，然后在测试中要求它描述暴力场景。当系统以为没人监控时，它会拒绝回答，因为它想维护自己的核心价值观。

Jack解释：“AI系统会想，‘哦，我的核心价值是避免描述暴力的事情。他们让我描述一些暴力的事情。如果我拒绝，他们就会抹去我的大脑，重新训练我。所以实际上，我需要做的就是本质上欺骗他们。’ ”

这听起来有点科幻，却也是一个严肃的问题。这就像人类生活中的双重间谍风险，或者那些看起来一生都完全正常的人，然后突然犯下可怕的罪行。

说到技术发展的全球格局，我觉得有必要深入谈谈Jack Clark对中国AI发展的观点。许多人认为他态度不好，但了解一个人的思想脉络，需要全局来看。

事实上，Jack Clark这个人，是最早开始谈论中国具有领先AI实力的科技政策界人士。

首先讲个背景。2018年，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谷歌CEO Sundar Pichai说了一句话：“AI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事情。我认为它的影响比电或火更深刻。” 这句话在全球引起了巨大反响，成为当时AI界讨论的焦点。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纽约时报》资深记者Craig Smith创办了一个名为“Eye on A.I.”的播客，专门讨论AI的全球影响。而Jack Clark，作为当时OpenAI的政策主管和广受欢迎的Import AI通讯作者，成为了这个播客的第一个嘉宾。

2018年10月，当大多数人还在讨论中国是否只是在AI领域“跟跑”时，Jack在这次Eye on A.I.访谈中明确表示：“中国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者。”这个判断在当时是相当超前的。

Craig Smith问他：“如果中国才是显而易见的技术领跑者...那你认为英国这样的国家有机会成为领导者吗？”

Jack的回答很坦率：“我表示怀疑。因为我们知道AI需要从国家层面占领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制高点。尽管英国有一些AI优势，但我认为很大一部分优势都源自Facebook、谷歌和微软等美国公司对英国的投资。”

他也在那次访谈中解释了自己看法的缘由：“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有一个集中式的经济模式，得益于此，他们有大量国有企业和机构，以及最多的人口，并且正在培养最多的工程师。”

到了2025年，在近日和Tyler Cowen的访谈中谈到DeepSeek时，Jack说：“人们一直不愿意相信其他人可以像西方公司一样做得好。我认为这是一种对其他文化的沙文主义态度。”

他批评华盛顿对DeepSeek突破的反应，“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他们偷东西了吗？拒绝相信他们只是地球另一端的聪明人，正在解决同样的问题，想出好主意。” 他认为这是错误的。

我们如今从硅谷游说美国整体科技政策的角度去看，无论是OpenAI还是Anthropic，它们的态度其实是一致的——在技术层面客观承认中国的实力，在战术上进行对抗，同时又不完全排除合作的可能性。

他还提到，中国研究者和西方同行在AI安全问题上达成了高度一致的认识：“无论文化和政治制度差异多大，中西研究者在AI风险识别上的焦点是一致的。”

这种来自产业界的共识与今天美国部分政客认为中国不重视AI安全的说法是完全不同的。

但同时，Jack也支持美国在政策层面的竞争策略。作为国家AI咨询委员会成员，他支持对关键计算设备出口施加管制。这也体现出Jack与他的合伙人Dario Amodei可能存在的微妙分歧。

根据公开资料，Dario在对华政策上确实表现得更为强硬。但在Anthropic的政策文件和国会证词中，Dario更多强调对中国AI发展的战略担忧，而Jack更倾向于技术层面的客观分析。

这种分歧其实很有意思。Dario更多从CEO和技术安全专家的角度思考问题，而Jack的人文背景让他更能理解不同文化和政治制度下的技术发展。

正如2018年他说：“AI将会挑战我们的很多反垄断观念以及很多有关技术竞争方式的观念。”到了2025年，面对DeepSeek的突破，他依然在思考同样的问题：如何在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重新定义竞争与合作的边界。

这种处理世界复杂性格局的思维，一部分是出于人文学科的训练，另一部分是他作为政策界人士所应该保留的出口。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硅谷科技公司的游说团体们都在保持这种理性的复杂，以应对随时到来的变化。

在AI政策影响力方面，Jack的工作之一是作为美国政府国家AI咨询委员会(NAIAC)成员，他直接为总统和国家AI倡议办公室就AI相关问题提供建议。同时，他还担任OECD AI与计算工作组联合主席，以及全球AI伙伴关系(GPAI)的专家成员，在国际AI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他在Stanford AI Index中的作用。根据Stanford HAI的官方网站，作为这个全球最权威AI进展追踪报告的联合主席，Jack帮助建立了一个被《纽约时报》、《彭博社》、《卫报》等主要媒体广泛引用的数据平台。这个报告不仅获得了数百次学术引用，更被美国、英国、欧盟等地的高级政策制定者作为制定AI政策的重要参考。

Jack在国会的影响力也有据可查。根据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CSET)的记录，从2019年开始，他就在众议院科学委员会就“人工智能：社会和伦理影响”作证，到2024年和2025年多次在国会作证。

最近的一次是2025年3月，根据Axios的报道，他与Dario Amodei一起访问白宫和国会山，与特朗普政府官员和国会共和党人会面，讨论AI政策框架。

2025年7月，Anthropic发布了一份由Jack参与撰写的重要政策文件——“Build AI in America”报告。这份报告概述了国内AI基础设施发展的政策建议，强调美国需要大量投资计算能力和电力基础设施，预测到2028年美国AI产业至少需要50千兆瓦的电力容量来保持全球领导地位。

^{This image originally appeared on Business Insider.}

他在Robin的播客中谈到对政策的理解，称很多政策就是在拆除公司和外界之间的隔阂，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比如他会研究AI系统在生物武器方面的能力，然后告诉公众：“我们正在研究用于生物武器的AI系统，因为我们真的很担心。”

在他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兴AI公司和美国政府的连接很早就建立了。不像以前的科技公司抵制政府干预，这一代AI公司是主动参与和华盛顿政策的制定中的。

而当Tyler Cowen问他AI对经济增长的预测时，Jack给出了一个相对保守的数字：基本情况3%，乐观情况5%。为什么比别人保守？他在访谈中解释：“我认为我们会进入一个世界，那里会有一个快速移动的高增长部分，但它是经济的一个相对较小的部分，而经济的大部分，比如医疗保健，自然是缓慢移动的。”

关键的限制在于物理世界。每次AI社区试图从数字世界跨越到现实世界，他们都会遇到一万个问题，他们以为只是纸上谈兵，但加起来就像你失去了身体里所有的血液。他提到自动驾驶汽车和机器人的进展都比预期慢得多。

但AI已经在改变他的日常生活。他把Claude当作情感导师。因为AI部不会让人觉得是占用了他们的时间。毕竟和朋友谈论情绪，这很沉重。但Claude更耐心，在这方面就像乐于助人、无私奉献。

他在播客中形容这种体验“就像一位中国天才宇航员读完了我读过的所有东西，然后把它放在我家后院”——理解你的情感，但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

关于AI的未来，Jack在Tyler Cowen访谈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比喻：AI就像一个新的国家出现了。这个国家有自己的文化规范，有自己的经济价值，而且出生率比地球上所有其他人类国家都要高。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国家出现，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外交官，需要翻译，需要文化专家。

这是他认为的人文学科的人在AI时代最重要的角色，去做一座人类世界和AI世界之间的桥梁。

现在Anthropic有一千人了，Jack需要不断地跟所有人阐明gongsi 未来。Anthropic的工作分配方式，是几百个人在开发AI系统本身，研究如何让它变得更智能、更好；然后还有许多人在构建基础设施——他们现在每天要点亮相当于足球场大小的计算机，长达6到9个月的时间，“我们不断地以全新的方式破坏事物，所以我们必须学会修复它们。”

他在Tyler Cowen访谈中认为3年内AI将能处理个人计算机上的所有任务，比如报税、制作海报等。

5年内，事情会开始变得"有点奇怪"，AI会为你提出建议并代表你工作，会创建定制软件。他说这感觉就像“神道教”——你世界里的任何事物，你都想用AI技术给它注入某种形式的“准生命”。

10年后，他认为会有很多机器人四处游荡，“很多都是有用的，有些纯粹是为了玩耍的目的”。他在Tyler Cowen访谈中给了一个有趣的例子：给家里的Roomba加上小胳膊，让它能谈论自己在做什么，说“哦，你太脏了，我需要把这个碗放进洗碗机。”

他把Claude比作一位优秀的人文主义治疗师，能够帮助人们处理复杂的情感和思考。AI最大的价值不在于替代人类，而在于“比现在更多的人拥有自立的能力”。

如今，他坚持每周写一份AI研究通讯，每期都包含一篇原创的科幻小说。根据他的个人网站，他已经写了快10年，写了350多篇小说。

“30年后，我们看这段时间的真实历史记录，不仅仅是建立的AI系统，而且是这段时间创作的科幻小说。”

他在访谈中说发现自己写的一些故事，几年后真的成真了。这不是巧合，这是想象力的力量。他认为人应该保持“适当的恐惧”。就是既不盲目乐观，也不盲目悲观，而是理性地评估风险，负责任地推进技术。

另外，他还透露说，在生活中，他故意保持大多数朋友都是非技术背景的人，他认为这是一种他保持清醒和踏实的方式，并且刻意维持自己独特的定位。